曾巩

曾巩(1019年9月30日-1083年4月30日,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五日-元丰六年四月十一日),字子固,世称“南丰先生”。汉族,建昌南丰(今属江西)人,后居临川(今江西抚州市西)。曾致尧之孙,曾易占之子。嘉祐二年(1057)进士。北宋政治家、散文家,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,为“南丰七曾”(曾巩、曾肇、曾布、曾纡、曾纮、曾协、曾敦)之一。在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贡献卓越。 曾巩的诗文(14篇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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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成就

散文
  曾巩散文成就很高,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,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。作为欧阳修的积极追随者和支持者,几乎全部接受了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主张,他在理论上也是主张先道而后文的。但比韩愈、欧阳修更着重于道。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,文道结合,主张“文以明道”。其文风则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、韩愈两家之长,古雅本正,温厚典雅,章法严谨,长于说理,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。《宋史·曾巩传》评论其文“立言于欧阳修、王安石间,纡徐而不烦,简奥而不晦,卓然自成一家,可谓难矣。”。王安石说:“曾子文章众无有,水之江汉星之斗”。苏轼认为:“曾子独超轶,孤芳陋群妍”。苏辙则用“儒术远追齐稷下,文词近比汉京西”来概括曾巩的学术成就。朱熹也推崇他“予读曾氏书,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,何世之知公浅也。”其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,阐明异议;记叙性散文舒缓平和,翔实而有情致,对后世创作影响极大,明清两代著名作家都将其作品奉为典范。曾巩为文,自然淳朴,而不甚讲究文采。在八大家中,他是情致较少的一个。

诗歌
  曾巩的主要成就在文,但亦能诗。现存诗400余首,大都写得比较质朴,雄浑超逸,含义深刻,略似其文。元代刘埙认为曾巩“平生深于经术,得其理趣;而流连光景,吟风弄月,非其好也。往往宋人诗体多尚赋,而比与兴寡,先生之诗亦然”(《隐居通议》卷七),道出了他诗歌艺术的主要特征。但他并非只善赋体,也有一些诗长于比兴,形象鲜明,颇得唐人神韵。他的各体诗中以七绝的成就最高,精深,工密,颇有风致。如《西楼》、《城南》、《咏柳》等,称得上宋代近体诗中写景抒情的佳作。就“八大家”而论,他的诗不如韩、柳、欧、王与苏轼,却胜于苏洵、苏辙。但为文所掩,不受重视。词仅存《赏南枝》一首。其诗文曾被选译成英文,在国外发行。
  曾巩的学术和文章在他生前就享有很高的声誉。降及南宋,盛誉不衰。朱熹在北宋各古文家中独服膺曾巩。吕祖谦编选《古文关键》时,只取曾巩,不取王安石,可见当时风尚。元末明初朱右编选《八先生文集》,开始将曾巩与韩、柳、欧、王及三苏并列。明代唐宋派的王慎中、唐顺之、茅坤、归有光作文都推尊曾巩。茅坤编《唐宋八大家文抄》,将曾巩正式列为八大家之一,这更奠定了他在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。清代桐城派的宗祖方苞,以及刘大櫆、姚鼐等,将欧阳修、曾巩的文章作为楷模,从学曾入手学欧文。这种风气在从方苞到方东树的几代桐城派作家中都没有多大改变。从宋到清,虽也有个别贬抑曾巩的言论,但不是主流。
  曾巩强调六经为本源,借圣人之学加强文章底蕴,追求一种雍容典雅的艺术风格。无论叙事、议论都冲和平淡、委曲周详。布局完整严谨,节奏舒缓不迫,语言干净,思致明晰。文章平易理醇,且其开阖、承转、起伏、回环都有一定的法度,显得规矩严密,故唐宋八大家中最便于学习。明清唐宋文派和桐城派散文作者,学“古文”多由模仿曾文入手,这当是一个重要原因。
  曾巩一生用功读书,家里藏书二万余卷,他一一加以校勘,至老不倦。收集古今篆刻500卷,编为《金石录》。所著文集《元丰类稿》50卷现存于世,有《四部丛刊》影元本。曾编校过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、《南齐书》、《列女传》,整理过《战国策》、《说苑》,另有《续稿》40卷、《外集》10卷,宋后亡佚。
  曾巩还十分重视兴教劝学,培养人才,在抚州居所侧建有“兴鲁书院”,并亲自定学规、执教席,推动抚州学风。在南丰“子固公园”,有曾巩幼时读书处──读书岩、曾文定公祠、仰风亭、思贤堂,县博物馆亦建在其内。南昌市有一条子固路,也是后人为纪念这位先贤而命名的。
  南丰曾氏为耕读世家。自巩之祖父致尧于太平兴国八年(983)举进士起,77年间曾家出了进士19位。进士中,致尧辈7人,其子易占辈6人,其孙巩辈6人。此外,巩之妹婿王安国、王补之、王彦深等一批人亦皆进士。披阅《建昌府志》、《南丰县志》及诸曾著作如巩之《元丰类稿》,我们不能不被该家族的儒学底蕴、文化积淀与苦学精神所震惊。曾巩进士同年苏轼、苏辙赠诗称:“儒术远追齐稷下,文词近比汉京西”,非虚言也。

应用文
  曾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,有《元丰类稿》和《隆平集》传世,从他传世的文集来看,他的兴趣主要在于史传、策论一类的应用文。尤其是他从事史书编纂工作多年,对史传碑志的写作较有研究。对他有关应用文的理论进行研究和总结,对现代应用文的发展不无指导意义。
  应用文起源于尧舜时代。他在《辞中书舍人状》中论述应用文的历史发展时,断定应用文起源于尧舜时代。在唐、虞、夏、商、周时代。君主一方面创新政事,按百官的实绩赐与爵位和恩惠,另一方面教化治理平民,一定要有诏、号、令、命一类的应用文诏告天下,传达君主的意图。于是君主挑选聪明、才能出众、工於语言的文学大臣载於典册,使君主的意图传布畅达,施行於天下,传於后世,这样就产生了应用文,以作为教化治理的工具。“窃以唐虞三代之君,兴造政事,爵德官能之际,所以播告天下,训齐百工,必有诏号令命之文,达其施为建立之意。皆择当世聪明隽逸、工於言语文学之臣,使之散扬演畅,被於简册。以行之四方,垂之万世,理化所出,其具在此。”(《辞中书舍人状》)应用文起源于尧舜是他根据有圣君就有应用文推断出来的。因为圣君要治理国家,治国的号令要使天下人周知,唯一的途径就是借“能言之士”通过文字传达,应用文是治理国家所必须的。”盖圣君难谕之情,将欲施於号令,得当世能言之士,然后是於文辞”(《谢中书舍人表》最早的应用文见於甲骨卜辞,是现今通行的说法,曾巩认为应用文的起源早于甲骨卜辞。这种说法还是可信的。其一,符合应用文为应用而产生的实际;其二,符合有文字便有文章的基本原理,据考古研究的资料表明,汉字历史可远溯到五六千年前。(节选自《应用写作》学术月刊1995年第1期《曾巩应用文论》)

主要著作
 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,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,强调“仁”和“致诚”,认为只要按照“中庸之道”虚心自省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。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,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。他在任地方官时,总是以“仁”为怀,“除其奸强,而振其弛坏;去其疾苦,而抚其善良”(《齐州杂诗序》)。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,因此,对王安石变法有些不同看法。他认为法愈密,则弊愈多。但是曾巩也不主张死守成法,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,提出“法者,所以适变也,不必尽同;道者,所以立本也,不可不一”(《战国策目录序》)的观点。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,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。在行动上,他能够维护新法,在齐州为官时,能力行保甲之法,使州人安居乐业。 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,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。他师承司马迁、韩愈和欧阳修,主张“文以明道”,把欧阳修的“事信、言文”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。他在《南齐书目录序》中说:“古之所谓良史者,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,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,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,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。”他强调只有“蓄道德能文章者”,才足以发难显之情,写“明道”之文。他的散文大都是“明道”之作,文风以“古雅、平正、冲和”见称。《宋史》本传说他“立言于欧阳修、王安石间,纡徐而不烦,简奥而不晦,卓然自成一家”。他的议论性散文,剖析微言,阐明疑义,卓然自立,分析辨难,不露锋芒。《唐论》就是其中的代表作,援古事以证辩,论得失而重理,语言婉曲流畅,节奏舒缓不迫,可与欧阳修的《朋党论》媲美。他的记叙性散文,记事翔实而有情致,论理切题而又生动。著名的《墨池记》和《越州赵公救灾记》熔记事、议论、抒情于一炉,深刻有力,通情达理。他的书、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。《寄欧阳舍人书》和《上福州执政书》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。叙事委婉深沉,语言简洁凝练,结构十分严谨。《战国策目录序》论辩人理,气势磅礴,极为时人所推崇。当西昆体盛行时,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,一揖雕琢堆砌之风,专趋平易自然。王安石曾赞叹说:“曾子文章世稀有,水之江汉星之斗。”(《赠曾子固》)。苏轼也说:“醉翁门下士,杂从难为贤;曾子独超轶,孤芳陋群妍”。 曾巩也擅长写诗,有400余首传世。其诗或雄浑瑰伟,或委婉超逸,无不含义深刻,妙趣横生。《迫租》描绘了“今岁九夏旱,赤日万里灼”,“计虽卖强壮,势不旭弱”的惨状,发出“暴吏体宜除,浮费义可削”的呼声,与王安石的《兼并》诗有异曲同工之妙。绝句《西楼》、《城南》,清新隽永,具有王安石晚年诗作的风致。他的咏物诗多数富有新意,如《咏柳》诗:“乱条犹未变初黄,倚得东风势便狂。解把飞花蒙日月,不知天地有清霜。”以柳树隐喻奸臣和邪恶势力,形象逼真,寓意深刻,别开生面。曾巩的诗作,格调超逸,字句清新,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,又为其文名所掩,故不甚为人们所注意。 曾巩一生整理古籍、编校史书,也很有成就。《战国策》、《说苑》、《列女传》、《李太白集》和《陈书》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。《战国策》和《说苑》两书,多亏他访求采录,才免于散失。他每校一书,必撰序文,借以“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”。曾巩好藏书,珍藏古籍达20000多册;收集篆刻500卷,名为《金石录》。曾巩治学严谨,每力学以求之,深思以索之,使知其要,识其微,故能“上下驰骋,愈出而愈工”。其弟曾肇,说他的文章“一落纸,为人传去,不旬月而周天下,学士大夫手抄口诵,惟恐得之晚也”(曾肇《亡兄行状》,见《元丰类稿》卷末)。曾巩培养了一批名儒,陈师道、王无咎、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。《宋元学案》云:“陈无己(师道)好学苦志.以文谒曾子固,子固为点去百十字,文约而义意加备,无己大服。” 曾巩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。南宋朱熹“爱其词严而理正,居尝诵习”。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、唐顺之、茅坤、归有光,清代的桐城派方苞、刘大槐、姚鼐和钱鲁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圭臬。《明史·王慎中传》载:“慎中为文,初主秦汉,谓东京之下无可取,已司欧、曾作文之法,乃尽焚旧作,一意师仿,尤得力于曾巩;顺之初不服,久亦变而从之。” 曾巩一生著述丰富,有《元丰类稿》50卷、《续元丰类稿》 40卷、《外集》10卷流行于世。另外,他还著有《卫道录》、《大学稽中传》、《礼经类编》、《杂职》、《宋朝政要策》、《诗经教考》等等。宋朝南渡后,《续稿》、《外集》散佚不传,今仅存《元丰类稿》 50卷。又世传《隆平集》30卷旧题曾巩撰,前人考订系出于伪托。

人物生平

概述
  曾巩,建昌南丰(今属江西)人,北宋著名政治家、散文家。他家境贫寒,有一个哥哥,四个弟弟,十个妹妹(其中一人夭折),父亲被罢官,身体也不好,所以肩负起养家的重任。
  曾巩自称“家世为儒”(曾巩《上欧阳学士第一书》),祖父作过尚书户部郎中,父为太常博士。曾巩天资聪慧,记忆力非常强,幼时读诗书,脱口能吟诵,与兄长曾晔一道,勤学苦读,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。史称巩“十二岁能文,语已惊人”。其弟曾肇在《亡兄行状》中称其“生而警敏,不类童子”,而且记忆力超群,“读书数万言,脱口辄诵”。18岁时,赴京赶考,与随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识,并结成挚友。20岁入太学,上书欧阳修并献《时务策》。欧阳修见其文笔独特,非常赏识。欧阳修说:“过吾门者百千人,独于得生为喜。”(《上欧阳学士第二书》)自此名闻天下,但因其擅长策论,轻于应举时文,故屡试不第。庆历七年(1047),其父去世,其身为次子(其上尚有一兄长),只好辍学回归故里,尽心侍奉继母。曾巩少年时与王安石为密友,登欧阳修之门以后,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。直至嘉祐二年(1058),欧阳修主持会试,坚持以古文、策论为主,诗赋为辅命题,曾巩才与其弟曾牟、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进士第一。
  嘉祐四年(1059),任太平州(今安徽当涂县)司法参军,以明习律令,量刑适当而闻名。五年,由欧阳修举荐到京师当馆阁校勘、集贤校理,理校出《战国策》、《说苑》、《新序》、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、《唐令》、《李太白集》、《鲍溶诗集》和《列女传》等大量古籍,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,并撰写了大量序文。 熙宁二年(1069),任《宋英宗实录》检讨,不久被外放越州(今浙江绍兴)通判。熙宁五年后,历任齐州、襄州、洪州、福州、明州、亳州等知州。为政廉洁奉公,勤于政事,关心民生疾苦。他根据王安石的新法宗旨,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实施。致力于平反冤狱、维护治安、打击豪强、救灾防疫、疏河架桥、设置驿馆、修缮城池、兴办学校、削减公文、整顿吏治、废除苛捐杂税,深受群众拥戴。
  元丰三年(1080),改任沧州(今河北)知州,途经京城开封时,宋神宗召见。宋神宗对其“节约为理财之要”的建议大为赞赏,留任为三班院勾判。元丰四年,朝廷认为“曾巩史学见称士类,宜典五朝史事”,任为史官修撰,管勾编修院,判太常寺兼礼仪事。元丰五年,拜中书舍人。同年九月,遭母丧,去官。次年,病逝于江宁府(今南京)。后葬于南丰源头崇觉寺右。南宋理宗时追谥为“文定”,人称“南丰先生”。 他还为唐宋八大家之一

政事
  自称"家世为儒“,①曾祖历官水部员外郎,祖父为尚书户部郎中,父为太常博士。《宋史》称曾巩年幼"警敏“,"读书数百言,脱口成诵“②。"十二岁能文,语已惊人“③。但据他自称幼时从先生受书,"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“,到十六七岁时,"窥六经之言,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“,始知爱好,并努力学习④。到二十岁后,"欧阳修见其文奇之“⑤大约就在这时,他曾给欧阳修写信,并"献杂文时务策两编“。信里他一面称赞欧阳修的道德文章,一面表白自己的为人志节:"巩自成童,闻执事之名,及长,得执事之文章,口诵而心记之,观其根极理要,拨正邪僻,掎挈当世,张皇大中,其深淳温厚,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,无半言片词舛驳于其间,真六经之羽翼,道义之师祖也。……又闻执事之行事,不顾流俗之态,卓然以体道扶教为己务。……信所谓能言之能行之,既有德而且有言也。韩退之没,观圣人之道者,固在执事之门矣。"曾巩当时少不更事,而能有这样的看法,很不简单,所言者虽有所未尽,但大体符合实际。又说:"巩性朴陋,无所能似,家世为儒,故不业他。自幼迨长,努力文字间,其心之所得,庶不凡近。……唯其寡与俗人合也,于公卿之门未尝有姓名,亦无达者之车回顾其疏贱。抱道而无所与论,心常愤愤悱悱,恨不得发也。今者乃敢因简墨布腹心于执事,苟得望执事之门而入,则圣人之堂奥室家,巩自知亦可以少分万一于其间也。"这段话是表述自己的为人的。与俗不合,抱道自守,心志如此,确不凡近。欧阳修对于这样的人物自是重视的。因此,曾巩上书之后,曾经得到欧阳修接见。据曾巩《上欧阳学士第二书》讲,欧阳修见到他之后,曾对他说:"过吾门者百千人,独于得生为喜。"而且当曾巩向欧阳修告别之时,欧阳修还写了《送曾巩秀才序》,其文云:"广文曾生来自南丰,入太学,与其诸生群进于有司,有司敛群才、操尺度,概以一法,考其不中者而弃之。……然曾生不非同进,不罪有司,告予以归,思广其学而坚其守,予初骇其文,又壮其志,……曾生橐其文数十万言来京师,京师之人无求曾生者,然曾生亦不以干也。予岂敢求生,而生辱以顾予,是京师之人既不求之,而有司又失之,而独余得也。于其行也,遂见于文,使知生者,可以吊有司,而贺余之独得也。"此序作于庆历二年(1042),这时曾巩虽见弃于有司,却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。
  在这期间,曾巩也结识了王安石,还曾向欧阳修推荐。他在《再与欧阳舍人书》中说:"巩顷尝以王安石之文进左右而以书论之,其略曰:巩之友有王安石者,文甚古,行称其文。虽已得科名,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。彼诚自重,不愿知于人,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。如今时所急,虽无常人千万,不害也。顾如安石,此不可失也。"这是追述前此一封信中的话,可见曾巩对王安石曾经非常器重。在这封信里,他不仅推荐王安石,还曾提到王回、王向,一并向欧阳修推荐。
  后来,在《与王介甫第一书》里曾巩又说:"巩至金陵,自宣化渡江来滁上,见欧阳先生,住且二十日,……欧公悉见足下之文,爱叹诵写,不胜其勤。间以王回、王向文示之,亦以书来言:此人文字可惊,世所无有。……欧公甚欲一见足下。能作一来计否?"由此看来,在这期间曾巩同欧阳修已有相当亲密的交往。

考中进士
  曾巩是在嘉祐二年(1058)欧阳修知贡举时考中进士的。在这之前,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这样的前辈,结交了王安石这样的朋友,而且已经同当代其他几个重要人物如杜衍、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,投献文章,议论时政,陈述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。不过,曾巩所写的这些书信,不同于寻常的"干谒“,不是请求荐引。例如,他在《上杜相公书》中说:"今也过阁下之门,又当阁下释衮冕而归,非干名蹈利者所趋走之日,故敢道其所以然,而并书杂文一编,以为进拜之资。蒙赐之一览焉,则其愿得矣。"这封信大概就写于庆历五年(1045)杜衍、范仲淹等被黜离职之后。曾巩于此时写信并投献文章,正好说明他的为人和政治态度,政治上同杜衍、范仲淹一致,绝不趋炎附势。

编校书籍
  曾巩既中进士,便被调任为太平州(今安徽当涂)司法参军,又召编校史馆书籍,迁馆阁校勘,集贤校理,为实录检讨官。 在这期间,曾巩对于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。对于历代图书聚散以及学术源流多所论述,写过一些叙录,如《新序目录序》、《列女传目录序》、《战国策目录序》等,还有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、《南齐书》等,也都写有“叙录”。
  曾巩虽推崇欧阳修,但他的学术观点和欧阳修亦有所不同。例如,他在《筠州学记》中说:"周衰,先王之迹熄。至汉,六艺出于秦火之余,士学于百家之后,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,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。刑名兵家之术,则狃于暴诈,惟知经者为善矣,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,以其私见妄(一本下有"臆"字),穿凿为说,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。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氏而已。"他对扬雄如此称赞,这看法与韩愈比较相近,与欧阳修则颇相反。
  此外,曾巩还有《答王深甫论扬雄书》,对于扬雄屈事王莽以及作《剧秦美新》,都有所辩解,并引王安石的看法,以为"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“,而且认为"世传其投阁者妄"云云。曾巩对扬雄的看法,涉及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。扬雄的政治态度和学术成就,对曾巩都有影响。

任职情况
  曾巩离开馆阁,又作了十几年的地方官吏。最初是越州通判(今浙江绍兴一带),其后又知齐州(今山东济南一带),徙襄州、洪州,知福州。史称曾巩在这几州都有政绩,主要在"荒政"和"平盗"两个方面,而后者并非真是政绩。曾巩移徙洪州时,曾有《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节推》诗,诗云:"忆昔江西别子时,我初折腰五斗粟。南北相望十八年,俯仰飞光如转烛。"他这时似乎已有倦于转徙的感叹。此后便多次表示为了养亲而不愿远仕。
  在赴福州之前,曾巩有《辞直龙图阁知福州状》。到福州后又有《福州上执政书》,书中说:"转走五郡,盖十年矣,未尝敢有半言片辞求去邦域之任而冀背朝廷之义。此巩之所以自处,窃计已在听察之日久矣。今辄以其区区之腹心,敢布于下执事者,诚以巩年六十,母年八十有八,老母寓食京师,而巩守闽越,仲弟守南越,二越者,天下之远处也,于著令:有一人仕于此二郡者,同居之亲当远仕者,皆得不行。……"据此,他请求"或暂还之阙下,或处以闲曹,或引之近畿,属以一郡,使得谐其就养之心,慰其高年之母。“此书之外,曾巩还有《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闲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状》,也是请求朝廷照顾养亲的。大概正是因为他一再申请,朝廷曾一度下令,"召判太常寺“;可是当他离职上路以后,又有诏改知明州。为此,曾巩又有《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》,希望朝廷允许他"暂至京师迎侍母赴任“。但未能如愿,所以后来移知亳州,又继续申请。他在《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》中说:"臣昨任福州,已系远地,迎侍不得,即今老母多病,见在京师,人子之谊,晨昏之恋,固难苟止。二者于臣之分,实为迫切。……只乞对移陈蔡一郡,许臣暂至京师,迎侍老母赴任。……今臣幸蒙恩诏移守亳州,如臣所请。况亳州去京不远,欲乞许臣暂至京师,迎侍老母赴任。“元丰三年(1080),曾巩又徙知沧州,有《沧州乞朝见状》,说:"窃念臣远离班列十有二年,伏遇陛下神圣文武,当天受命,……而臣曾未得须臾之间进望清光,窃不自揆,愿奉德音,犬马之情,固非一日之积。今将至京师,他望圣慈,许臣朝见。"于是神宗召见了曾巩。召见之后,他曾请求登对,有《乞登对状》,说自己被召见时,"不敢率然以对“,可是"退而伏念“,还是希望"上殿敷奏“,以便"披腹心“,"当天心“。此后曾巩便被留在京师,"勾当三班院“。

告老还乡
  元丰四年(1081),有诏书说:"曾巩史学见称士类,宜典五朝史事。"于是便"以为史馆修撰,管勾编修院,判太常寺兼礼仪事“。史称"近世修国史,必众选文学之士,以大臣监总,未有以五朝大典独付一人者“,于是曾巩入朝辞谢说:"此大事,非臣所敢当。"并有《申中书乞不看详会要状》,表示谦让。
  元丰五年(1082)四月,擢拜中书舍人。这时曾巩又有《辞中书舍人状》,述说自己"齿发已衰,心志昏塞“,希望另选贤能。还有《授中书舍人举刘攽自代状》,表示谦退。但这年九月,曾巩即遭母丧,因而罢职。
  元丰六年(1083)四月,曾巩卒于江宁府(今江苏南京),终年65岁。著作有《元丰类稿》等。

  熙宁八年夏,吴越大旱。九月,资政殿大学士知越州赵公,前民之未饥,为书问属县灾所被者几乡,民能自食者有几,当廪于官者几人,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,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,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,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,使各书以对,而谨其备。

  州县史录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万一千九百余人以告。故事,岁廪穷人,当给粟三千石而止。公敛富人所输,及僧道士食之羡者,得粟四万八千余石,佐其费。使自十月朔,人受粟日一升,幼小半之。忧其众相蹂也,使受粟者男女异日,而人受二日之食。忧其流亡也,于城市郊野为给粟之所凡五十有七,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给。计官为不足用也,取吏之不在职而寓于境者,给其食而任以事。不能自食者,有是具也。能自食者,为之告富人无得闭粜。又为之官粟,得五万二千余石,平其价予民。为粜粟之所凡十有八,使籴者自便如受粟。又僦民完成四千一百丈,为工三万八千,计其佣与钱,又与粟再倍之。民取息钱者,告富人纵予之而待熟,官为责其偿。弃男女者,使人得收养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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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临川之城东,有地隐然而高,以临于溪,曰新城。新城之上,有池洼然而方以长,曰王羲之之墨池者,荀伯子《临川记》云也。羲之尝慕张芝,临池学书,池水尽黑,此为其故迹,岂信然邪?

  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,而尝极东方,出沧海,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;岂其徜徉肆恣,而又尝自休于此邪?羲之之书晚乃善,则其所能,盖亦以精力自致者,非天成也。然后世未有能及者,岂其学不如彼邪?则学固岂可以少哉,况欲深造道德者邪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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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滁州之西南,泉水之涯,欧阳公作州之二年,构亭曰“丰乐”,自为记,以见其名义。既又直丰乐之东几百步,得山之高,构亭曰“醒心”,使巩记之。

  凡公与州之宾客者游焉,则必即丰乐以饮。或醉且劳矣,则必即醒心而望,以见夫群山之相环,云烟之相滋,旷野之无穷,草树众而泉石嘉,使目新乎其所睹,耳新乎其所闻,则其心洒然而醒,更欲久而忘归也。故即其所以然而为名,取韩子退之《北湖》之诗云。噫!其可谓善取乐于山泉之间,而名之以见其实,又善者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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雨过横塘水满堤,乱山高下路东西。

一番桃李花开尽,惟有青青草色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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乱条犹未变初黄,倚得东风势便狂。

解把飞花蒙日月,不知天地有清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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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赵郡苏轼,余之同年友也。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余,称蜀之士,曰黎生、安生者。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,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,辱以顾余。读其文,诚闳壮隽伟,善反复驰骋,穷尽事理;而其材力之放纵,若不可极者也。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,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。

  顷之,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。将行,请予言以为赠。余曰:「余之知生,既得之于心矣,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?」黎生曰:「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,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。今求子之言,盖将解惑于里人。」余闻之,自顾而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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